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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學者對《格薩爾》的搜集與研究
作者:李連榮 編輯:多旦多杰 時間:2017-3-13 14:55:00 來源:中國藏族網通 點擊數:

小引:

  從18世紀起,史詩《格薩爾》開始在歐洲文化中引起注意,到今天,它已經形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。二百多年來,國外學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這部史詩的積極開掘。縱觀二百多年國外學者研究這部史詩所取得的成績和呈現的特點,不僅可以看到國外學者研究史詩的學術傳統,更重要的是,它有益于今后加強我國《格薩爾》史詩學的建設,并從中或多或少地還可以找到,我國《格薩爾》早期史詩學建設和國外《格薩爾》史詩研究的某些淵源關系。

  特別是1959年以前,國外對這部史詩的調查搜集和理論探討,在我國《格薩爾》史詩學的建設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因此,本文著重介紹1959年以前國外研究概況,特別是那些對我國早期《格薩爾》史詩學的建設有過積極影響的成績。當然1959年以后國外的研究,也在一定意義上開闊了我國《格薩爾》史詩學建設的視野,但比起這之前他們的研究,對我國《格薩爾》史詩學建設所具有的淵源意義來說,不可同日而語。但作為國外學術研究發展的傳統,以及出于我國《格薩爾》史詩學發展的需要,對1959年以后國外學者的研究,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關注。

  另外,還有一些具體情況,在此有必要加以說明。首先,本文的介紹以問題為出發點,沒有特別強調學者的國別和文章篇名。其次,鑒于前面提出的目標,本文沒有全部收錄同時期對同一問題展開討論的所有學者。再者,由于早期研究者探討的基本上是蒙文本史詩,因此在沒有特別說明的情況下,一般指的是對蒙文本《格薩爾》史詩研究。最后,本文參考了我國學者總結國外研究的成績,以及最近出版的國外研究者著作的學術概況部分。①

  一、史詩資料的發掘和最初提出的問題

  (一)史詩在歐洲文化中引起注意

  1772年,西伯利亞的旅行家和研究者帕拉斯(P·S·allas)最早在麥馬欽城見到了一座格薩爾廟。他在介紹這個情況的游記中,還提及蒙古地區有一部關于格薩爾的巨著,但沒有引用原文資料。1802年,別爾格曼(Benjamin Bergmann)在卡爾梅克旅行時抄錄下了《格薩爾》的兩個片斷。1820年,季姆克夫斯基(E·Timkovski)經由蒙古到中國旅行,也抄錄了卡爾梅克《格薩爾》,完成了一本筆記。1825年,克拉普勞特(J·Klaproth)提供了某些有關蒙古《格薩爾》的資料,他根據蒙文資料,誤認為格薩爾就是關云長,生在西藏和中國陜西省之間的青海一帶。1839年,施密特(I·J·Schmidt)院士首次用德文發表了蒙古文版本《格薩爾》,由此,歐洲東方學者才更多地了解了這部史詩。同時,施密特也首次關注了研究該文獻在方法論上的兩點問題:他認為該作品對于研究民族志學很重要,并認為該作品的產生地域與西藏有關。

  (二)最早提出的問題:歸屬問題

  19世紀下半期,關注《格薩爾》問題的方向有了某些改變,在提出其歸屬問題的同時,還指出它的性質為民間文獻。當時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兩種觀點上:有人說這部史詩是蒙古的,有人說是西藏的。1851年,紹特(W.Schott)根據施密特譯本進行與《卡勒瓦拉》的比較研究工作。經過詞源分析,他不同意來源于西藏說法。1890年,波塔寧(G·N·Potanin)在翻譯的幫助下將蒙文《格薩爾》轉譯成了俄文,并對西亞和歐洲史詩的相類似情節作了比較研究,找到了全世界性的共同情節。他在《格薩爾》與俄國的壯士歌比較研究中指出,東方學家們認為“格薩爾”是藏文的Gesar(花蕊),這是不正確的,實際上這一稱呼來自突厥語系某部落的名字。

  實際上在20世紀初期以前,國外學者們所見到的只是一些蒙古文和藏文《格薩爾》的部分章節。此外,用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漢嘎諾夫(M·H·Xangalov)《民間戲劇集》里發表的資料和1893年波塔寧的《中國唐古特——西藏地區和中部蒙古》一書中的材料,以及上面提到的施密特的德譯本。因此,這些研究還只是初步的介紹性質的。

  二、藏文本史詩的發現與認識意義

  1900年,傳教士弗蘭克(A·H·Francke)首次在拉達克抄錄了比較完整的藏文本《格薩爾》,他把這部著作叫作冬季神話或民間故事。同時,他還得到了一份藏文《格薩爾》的手抄本。其抄錄稿內容包括:(1)格薩爾同巨人——霍爾王的戰斗;(2)到中國旅行并向漢王公主求婚;(3)《格薩爾》傳說的序幕;(4)歌頌格薩爾戰勝敵人;(5)宗教上的結婚儀式。他指出,“這份記錄稿的主要內容是敘述在中國的旅行。這里所說的國家并不是地理上的中國,而是想象中的地區,這個‘黑暗的遠方’與其名稱完全相符”。同時還認為,這部作品反映的是西藏歷史中佛教傳入以前的時期。1901年,勞費爾(Berthold Laufer)評論弗蘭克的記錄時認為,(1)弗蘭克得出的論斷是正確的——蒙古版本的內容來自西藏,但根據并不充分;(2)在西伯利亞和中亞整個地區流傳的英雄故事,其起源史料也應該來自西藏。

  1931年,列維(Sylvain Levy)給達衛——尼爾(Alexandra David-neel)和庸登喇嘛(Lama Yongdon)《嶺格薩爾的超人生活》所作的序言中說,(1)《格薩爾》最早是西藏版本;(2)格薩爾是個歷史人物,7~8世紀生活在嶺國附近,離嶺國不遠是康木;(3)這個版本里有許多佛教的東西;(4)同時他指出,雖然“有充分的理由證實,屬于《格薩爾》時代的許多古代傳統出現在苯布(薩滿)——宗教信徒當中,這種宗教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就已存在,后來用佛教來解釋這個傳統。”但不要把這部史詩看作是薩滿(苯布)創作的形成;(5)它以口頭的形式在民間藝人中傳播;(6)格薩爾中的組成部分在《格薩爾》之前即已流傳。這些論斷基本上固定了史詩的西藏起源說,藏文本《格薩爾》史詩的發現和收集對此觀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  三、有關史詩基本問題的提出

  1935年,科津(S·A·Kozin)院士論述了《格薩爾》的來源,在注釋蒙文北京版7章本《格薩爾》的俄譯文時(附:北京版蒙文7章本《格薩爾傳》的相關情況——①1716年在北京出版;②1839年施密特在彼得堡出版蒙文和德文對照版;③1936年出版科津院士俄文譯本;④954年蒙古族學者墨爾根·巴特爾在北京隆福大街發現后6章;⑤1955年在呼和浩特出版13章本)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:“(1)格薩爾這一名字是什么意思?(2)是否和‘kecapb’、‘цeзpb’非常相近?(3)帕拉斯看過并記載了格薩爾的廟宇,那么《格薩爾》究竟和對格薩爾的崇拜有什么關系?(4)在文獻中反映了哪些歷史傳統?文獻的出版史如何?編者是何人?何時寫成的?康熙皇帝出于什么動機允許出版的?根據哪些資料出版的?為何出版的正是蒙古文本,而不是西藏文本呢?(5)這兩種版本究竟有什么相互關系?究竟算不算是一種版本?作品的主題和形式是否有特別相近之處?(6)何謂《格薩爾》?這是宗教書籍,是英雄史詩?還是屬于中國古典文學中關于關羽傳奇故事的《三國志》的兩種文學版本,或是關于帝王亞歷山大、馬其頓傳說的版本?(7)這部文獻為什么用南部蒙古方言出版,而不用全蒙古古典文學語言出版呢?(8)此外,科津還指出“確實,這里把普通故事,壯士歌、寓言、笑話的語調都提高到史詩的高度,而且巧妙地循環使用各種有趣的因素,很難確定這部作品究竟屬于哪一類民間創作。”但肯定的是,民間口頭傳說仍然是蒙古《格薩爾》的基礎。另外,他還認為北京7章本最早編寫于17世紀,因為其中沒有早于此前的古語詞,并根據語言特點認為,它產生于衛拉特部。

  1948年他又提出了新的見解,(1)認為它產生于西藏的蒙古人中,尤其與蒙古宗教界的廣大僧侶有關。經過這些人的傳播,這樣才受到了西藏的影響;(2)格薩爾與成吉思汗有關系;(3)《格薩爾》有兩個版本存在:經過了佛教徒加工的和一般民間口頭的。

  1938年,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(V·Alexeev)在《對科津<格薩爾>一書的評論》中指出:“至于格薩爾同中國的關帝相似的問題,這種相似是純表面的,我不主張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這一問題上,因為這里存在著這樣兩種情況,一方面是由于無知把他們相混,另一方面是鈍性,即屬于當時服從中國當局的消極性。”1941年,米特里亞索娃(H·A·Mittreyasova)在《格薩爾研究史》中,批評了格薩爾是布利亞特蒙古人獨立創作的觀點,得出了蒙古人從西藏人那里借用了《格薩爾》的結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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